近代中国体育建立初期，采非正规的教学方式，以课外游戏或课外活动的形式逐步引导。而女学生因多数缠足，行动欠便，体育教学更难推动，因此学校多采轻便的运动方式，如体操、游戏或舞蹈等吸引女学生。此外，校舍幅地不广，也造成体育教学的不便，以上海圣玛利亚女校为例，早期该校的设施相当简陋，除教室、寝室之外，其他均付诸阙如，天晴时学生还可在堂前草地运动；天雨时因无运动场地，只有蜷居室内。不过，随着体育活动渐受重视，有的学校于体育课程中增列田径或球类运动，部分女校也以放足女学生日增以及校舍扩充，开始设置这两项运动，以改进体育教学的内容谈球吧体育。其中篮、排球运动较能为学校和学生所接受，一方面是这两项运动是合于经济原则的运动，既无须太多的设备，占地又不广，大多数学校能开辟场地供学生使用；另一方面是与其他运动相较，无论在技术或配备上，篮、排球是男女老少咸宜的运动。另外，为倡导女子体育，这种适合女性的运动得到不少女校的支持，有的学校鼓励学生在课余打球，也有学校举办班际或师生球赛，借此提高女学生打球的兴趣。更重要的是，打球的风气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高潮，有的地区有“打体育”的谈球吧体育说法。

　　华东地区的女子球类运动是由教会学校首开其端，1916年上海女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最早有女子篮球活动，其后这项运动逐渐在女校流传。当学校兴起球类比赛后，有意参加球赛的女学生便相约组队练球，这些球队多半产生自一个班级或由数个班级学生混合而成，有的球队更排定练球时间，让练球活动正规化。1918年上海中西女塾即有三支以这种方式组成的篮球队，这些球队还自定义每周一至周三午后四点半到五点为练球时间。此外，上海启明女校则鼓励学生课后打球，将学生分甲、乙二组，以交相角逐。严格而言，此期华东地区具规模的球队并不多，即使有球队已粗具规模，比赛的对象多限于校内同学与教职员，若外出比赛，也属表演性质或友谊赛。1916年上海女子蚕业学校和爱国女校在江苏省校际联合运动会中表演网球和篮球，是华东地区最早的女子球类公开表演赛。1923年上海裨文和民立两女校曾以华东区代表为名，与华南队一道参加远运的女排表演赛；1926年，该二队复受邀于华东运动会中示范表演；为了参加表演赛，这两所女校经常举行友谊比赛，互相切磋。

　　这种情形至1927年之后明显改变，一则是这一年列有女子排球表演赛的远运于上海举行，再则1928年江苏大学区中等学校联合运动会首开女篮与女排比赛。更重要的是，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十分重视体育，不仅加强学校的体育措施，也竭力推展全民体育，并扩大举办全运。为配合政府政策，学校的体育活动明显地比以前频繁，体育课之外，有的学校又安排早操和课外活动。尽管1937年1月国民政府始对课外活动订定强硬实施的规定，但事实上，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已有学校受“体育救国”观念的影响，自行强迫学生进行课余运动。浙江处州中学曾规定每周一、二、五下午课后为时间，全体学生务必投身操场，不准逗留于教室中。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则强迫男女学生每学期至少须选习一至二种的课外运动项目；选定之后，一学期内不得随意更改，由体育部编队分组，排定练习日程，并分配场地练习。

　　课外活动的项目根据学校现有的设备和人力而编排，各校所列的项目因此不一，但篮、排球运动是每个学校必有的活动项目，使有兴趣打球的女学生人数逐渐增多。此外，学生自治会的成立也利于体育的推动，由于多数自治会设有体育股或体育会，不仅与学校的体育部互通有无，且因该组织产生自学生间，能依据同学的兴趣举办体育活动，对校内的体育发展贡献不小。圣玛利亚女校的课外活动便是由体育会和学校共同合办；苏州振华女校的体育股则设有各种运动锦标比赛，其中球类竞赛以级为单位，分网球、排球和篮球三种；同时体育股也举办校际间的球类友谊赛。

　　且不论是否每个学校都能照章行事或主动倡导体育，无可否认的，这种自上而下大力推动体育的政策，确实为一些学校助长运动风气。尤其重要的是，1929年以来华东地区经常有体育组织定期发起女子球赛，各种运动会也将女子球类运动列为竞赛项目，不再以表演方式演出，使沉寂的女子体育转趋活跃，向来不重视体育的学校，开始竞相注重女子体育。组织球队一时成为校园的时尚活动。

　　其中1929年“上海中华女子篮球会”（又称“上海女子篮球联合会”，以下简称“上海女篮会”）的成立，曾将此一盛况带入高潮。该会是由上海女子篮球界的霸主崇德女校所发起、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以下简称“体协会”）主办，有鉴于体育事业偏重男性以及上海女界对体育活动缺乏热忱，上海崇德女校提出组织女子篮球会的构想，并邀请上海数十所中学女校与设有女子部的大学共襄盛举，期借此“收观摩切磋之益，互求进步于他日”。由于这是上海女子体育界的空前创举，引起广泛的关注，不少学校或女学生视加入上海女篮会为一大光荣谈球吧体育，纷纷厉兵秣马，展开整顿或成立篮球队的工作。此后因球会组织的次第成谈球吧体育立，加以有规模球赛的不断发起，校园球队的组成在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相当普遍，同时拥有多支球队的学校也日益增加，特别是女学生较多、球技出名以及以体育教学为主的学校。1934年，启秀女中便弥漫着组球队的热潮，几乎每级都成立球队，一时拍球声传遍全校。尽管各校球队日增，一般学校的校队代表只有一队，启秀的校队即是来自各级队的精锐。但参战频率较高的学校则有一支以上的球队，如大夏大学有两队，两江女子体育多达四队。

　　此一时期，校队的成立不是来自学校的倡导便是学生的自愿。凡受到学校眷顾的校队较能得天独厚，以东南女体专为例，该校一向虽力倡篮球，却不曾正式组织球队外出比赛，迨加入上海女篮会之后，该校遂挑选健将组织强东篮球队（以下简称“强东队”），同时聘请交通大学的体育主任担任指导。另如大夏大学不但在女生体育会中成立各种球类校队和田径校队，同时特为女学生开辟球场，增加她们练球的机会。这些有利因素，确实助长球队的表现，东南女体专的强东队经由一个月的正式训练，球艺大为精进，不但所向无敌，甚至打败崇德夺得锦标，成为上海篮球界的霸主。大夏也在“江南大学体育协会”（以下简称“江大”）举办的球赛中时有捷报。

　　反之，无法获得学校支持的球队则面临不少问题。上海大同大学自成立体育委员会后，由学生自组球队，结果因球队达五十多支，学校的体育指导无法兼顾，新成立的女子排球队唯有请四名擅长排球的男同学指点。20世纪30年代名闻全国的两江女子体专的篮球队（以下简称“两江队”）于1925年成立，却至1929年始聘专家指导，署名“女侠”的论者曾针对此事指出，该校有不少体育人才，但因未成立校队谈球吧体育，又乏人指导，因此埋没不少“巾帼英雄”。事实上，球队聘不到专家指导固然与学校的态度有关，体育教师的缺乏亦是另一项不可忽视的因素，导致多数球员的球技是来自相互切磋或男球员的指导。此外，体育设备的不足也带给球员困扰，1929年，上海中学女子部为参加上海市第一体育场举办的排球赛，积极成军，并向学校要求津贴球衣，讵料学校以经费拮据回绝，球队为此丧失一场比赛权；直至校方同意补助，该队方以正式成立的名义，加入这场球赛。

　　至于球场的不敷使用，更是问题重重，经常造成学生间的冲突。1929年上海劳动中学的校园便曾爆发男女同学争夺球场的激动场面。据报道，自该校球队与日俱增以来，学校的运动场所和运动设备并未相对增加，为争取练球的机会，球队间争端时起，这场冲突即肇因于此。当日原是女子球队的练球时间，不料有两支男子队拟做比赛，竟请求女同学退场，以便他们献技，但这支球队已因男子队赛球牺牲多次掷篮机会，因此拒不退让。为图报复，一名男同学故意将女同学失手的球踢入水田中，而女同学也不甘示弱，夺走男同学的球，同样丢入水田中。在双方情绪都失控下，有一名男同学下水捡起他们的球，却将女同学的球丢得更远，女同学见此情形备感受辱，于是：

　　也有一个密斯发义愤，连鞋袜也没有脱，踏下水田去，拾取这球，而且把男同学的一个也劫来，送交训育课。

　　其后双方虽各派代表谈判，却互不相让，争辩达两个小时，直到训育主任再三规劝，这场争执始告平息。

　　由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劳中学生的不睦是基于球场不足，但此中又有两性问题的存在。从男球员霸占球场再至羞辱女球员的举动显示，当女性进入原由男性操控的场域时，两性间的紧张关系从而形成；不过，女性一旦有机会进入这个场域，或这个场域中的公平性被破坏时，她们并不完全退让，会设法进入核心或要求正义。由于球场问题严重影响球员练球机会，有的学校订有练球时间以防范冲突，例如交大的篮球部便为篮球队安排练习时间，方便男女学生分开练球。浙江鄞县私立效实中学甚至颁布《球队练习登记简章》，其中注明：“每队练习日期登记一星期暂以三次为限”“练习日期场地如数队相同则以登记先后为去取”以及“如登记后继续在一星期并不练习则作解散论”。

　　除了外在条件之外，内在条件也影响球队的成长。学校球队的成立是缘于球类人才的参与，早期因这方面人才有限，加以多数球赛未对球员资格订定规则，球队的成员十分复杂，有的以在校生为主，有的则向外调兵遣将，致有本校校友和他校校友混合而成的球队；1929年，上海女篮会的会员有七队，其中崇德是集崇德校友及南洋大学、暨南大学等离校健将而成。其后赛规日严，球员多数来自本校，即使有校友加入，也必须以业余身份参赛。

　　一般而言，大学的女子球员主要来自训练有素的中学球员，较易纠集精锐成军。1928年交大成立排球队，队中的陶莼、吴澍、张纯荪和吴凤珠均曾是中学时期代表华东出席远运的排球校队高手。由于这批人才的加入，使球队深具朝气，而她们也受到高度期许。另如持志大学的女排自有排球女将朱友兰入队之后，该校同学寄予厚望，期望朱能领导队友在女排球队争一席之地。但是灵魂球员通常无法常驻于球队中，随着学业结束或其他事由，校队球员经常更迭，在人才青黄不接下，校队唯有暂停活动或宣告解散谈球吧体育。1929年交大的女排即因陶莼生病离校、吴凤珠因事退学而停顿半年，直至陶莼复学以及擅长排球的新生加入，球队始重新组成。

　　另外，此期爱好球运的学生固然不少，精通某类球技的人才却有限，因此组织球队时，常有一人二用的考虑。1929年两江在预选女子篮、排球队员时，有感于排球人才鲜少，决定从喜爱运动的学生中挑选，结果有十五名学生被认为可能获选。而这十五人中，五名是篮球队员，另六名则是篮球队极力吸收的人选。再自浙江省立高级中学（以下简称“浙中”）也看到此类现象，该校女子排球队的队员计有十三人，但其中包括队长等八人均是篮球队员。这种一人身兼数队的情形，令球员疲于奔命，且影响球队素质。浙中女排队队长王华贞曾因女排战果欠佳而喟叹：

　　成绩谈不到，练习时又不能全体出席。同时我们女同学又少，这样要求，那样要求，一个人兼着数差，实在使我们感着精力方面难以应付了！

　　但也有学校禁止球员跨队，崇德于1933年首次成立排球队时，即规定篮球队员不准加入，俾使该项运动普及全校。

　　不过，尽管球队积极部署并排除万难，却无法防范一些不可预测事件的发生。例如1932年爆发“一·二八”事变之后，由于不少学校被迫谈球吧体育停课，加以体育活动的暂停，一时活跃于校园中的球员都销声匿迹，球队也随之解散。启秀女中即曾停课半年，迨至复课，球员却已星散大半，有意打球的同学唯有另起炉灶，重新组军。

　　无论校队或球员本身面临多大困境，一旦选为校队球员，无不认真练球，从来自三所学校校园的报道可以看到：

　　自女子篮球队加入篮球会以后，练习不懈，每日无间，每日黎明即有无数女英雄，驰骋于球场，冀异日夺标之预备。

　　……每当晨曦初放，男同学正尚在黑甜乡大做好梦的时候，那班女英雄已在健身房里大施其好身手。

　　当午后六时至七时，夕阳已落，月色初明之候（后），辄见健身房中，女英雄角逐盛况。

　　为了增加球艺，球员经常与校内同学展开球赛，在男女同学的校园中，甚至可以看到两性一道练球的情景，浙中女篮球队曾指出，她们球艺之所以能猛进，便是受益于有机会和男同学练球。另外，球员常抱着初生之犊不畏虎的精神，邀请其他学校做友谊赛，1929年中国公学的女子篮球队（以下简称“中公女篮”）于成军不久，即向上海各女校下战书，充分表现该校的雄心。至于提出友谊赛的球队，不是仅向实力相当的球队挑战，也对冠军球队邀战，上海江南体育学校女篮球队曾致函崇德女校，表明道：

　　素仰贵队技术优良，声誉卓著。敝队同人不胜欣羡之至。兹为寻求技术上之进步起见，渴望贵队指教，俯允与敝队作友谊比赛一次。

　　无疑，技术悬殊的球队会师时，胜败立见。例如中公女篮面对强手复旦时，曾出现“茫无头绪，常常把球传给敌方”的窘态。唯这种挫败对甫成军的球队而言，是一种经验的累积，无碍球队的发展。

　　由于校队代表学校，有的学校订有对外比赛规程，以规范球员。例如浙江嘉兴女中不仅要求校队名称、队旗、队长、校队训练和组队参赛需根据校方规定或获校方许可，同时球员的学业成绩及品德也需合乎校方标准，凡“学业成绩三分之一不及格者及操行劣等者”与“不尊重运动规则及运动道德者”均不得为该校代表。尽管目前尚未有其他学校的数据，但从嘉兴女中的规定可以看出，在成为公众人物之前，该校期待的球员必须是球艺与学养兼备者。

　　此期的球员一方面产生自校园，另一方面则出于体育单位的培训，尽管后一类球员的人数极少，却是代表地方或国家参加全国性或国际性球赛的精英，因此有一定的遴选和培训过程。以出席远运的中华队代表为例，球员必须先接受地区选拔，再以区域代表的身份参加全国预选；凡由地区选拔出的球员主要来自各校校队的精锐，在女子球队尚未蔚为风气之前，因仅有少数球队参加遴选，竞争性并不大。例如1927年因华东地区有能力组织排球女队的学校仅有裨文、民立和中西三所女校，这一年远运华东区的十六名球员代表即选自裨文和民立；其中六名在全国预选时入选为中华队代表。

　　理论上预选的方式应随着竞争球队日增而愈趋严格。实际上却不然，1930年首次举办的万国女篮赛因参赛者来自世界各地，中华代表队的人选备受重视，但代表人选并未产生自预选，筹备委员会系从两江、强南和六星等劲旅中挑选精英成军。1934年远运的女排代表也未举行预选，仅对具精良技术的球员进行筛选，在十五名代表中，上海的球员占了八名。

　　这些球员不是代表地方便是国家，因此主办单位给予严格的训练，并聘有专家指导。从1935年上海女篮队员的全运会前训练办法略窥一斑，受训球员有十六人，分前后两期，前期的训练期限是一个半月，每周三次，三周后开始进行友谊赛，以期增加球员间互助合作的精神，训练完毕正式选出十人代表上海市参赛，并进行后期训练，直至大会开幕始结束训练。后期训练每周四次，若经济宽裕拟采合宿办法，让球员在规律的生活下受科学化的严格训练，俾便球员的技能体力或精神均可达佳境。此外，又订有训练规约，要求球员切实遵守，包括服从指导员的命令、按时到场练球、不得无故缺席以及注意个人健康、日常生活与学习精神等。

　　总之，校园球队的组成有来自学校支持也有学生自愿，得助于学校的球队较能顺利成军，而由学生自组的球队在技术指导或经费上易陷入窘境，并有场地不敷使用的困扰，球员间甚至为此而冲突。不过这些问题尚能克服，有的情况则非球队所能控制，例如球类人才的难求、球队寿命的有限以及突如其来的战争等。尽管如此，女球员热衷组队参赛的热情并未稍减，经常无分昼夜地练球，这种精神显现女球员对球类运动的执着，也呈现她们对球赛战果的重视。除校园球员之外，另有由体育单位培训的球员，这些球员主要代表地区和国家出赛，故选自各精锐校队，再加以严格训练，培养她们的过程明显与校队不同。

　　（本文摘自游鉴明著《摩登大观园：当20世纪中国女性遇到媒体》，商务印书馆，2022年7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